Thursday, June 27, 2019

香港游行人数统计和舆论“制高点”之争

香港每年7月1日都有团体举办游行,今年也不例外。游行结束后,外界除了关注政府的回应外,还会留意官方和游行举办方各自公布的参加人数,因为它不单是一个数字,还是各方舆论的角力场。

政府公布的数字往往会比游行主办方公布的数字低,偏差有时候会达数倍,一高一低的有关数字常引发争议。例如,早些时候香港民间人权阵线(简称“民阵”)为反对《逃犯条例》修订举行数次游行,对于6月16日举行的游行,主办方“民阵”称有约200万人参加,香港警方却说高峰期只有约33.8万人。

香港报章和网络对每次游行后各方公布的人数都充满质疑,一边认为警方故意代表官方压低游行数字,减少游行带来的舆论影响;另一边认为游行主办方故意夸大数字,营造“民意庞大”的效果。

分析人士对BBC中文指出,香港的游行示威文化演变多年,官方和民间都会利用这个数字营造各方想要的效果,但这种纯粹对人数的争议其实没有太大实质作用,重要的是观察参加游行人士的背景,才能了解民意的走向。

这种数字之争几乎是香港每次游行集会后必然上演的情况,争议也并不仅限于民主派团体举行的游行。例如,2017年七名警务人员在“占领中环”示威期间被指殴打一名示威者罪成,支持警方的团体曾经举行游行,主办方指有约3500人参加,但警方公布最高峰时间只有约1800人。

另外,亲建制派团体2014年曾经举办反对“占领中环”的游行,主办方称约有19万人参加,警方就说有11万人参加。

最受关注的是每年都在香港维园举办的1989“六四”周年晚会和香港主权移交纪念日当天举办的“七一”游行。其中,主办今年“六四”晚会的“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”(简称“支联会”)公布有大约18万人,警方的数字就指出最高峰时期只有约3.7万人,这个说法随即引来不满。

香港“民阵”副召集人梁颖敏接受BBC中文访问时指出,她的团体与警方开会商讨今年的“七一”游行时,对方指维园的中央草坪可容纳三万多人,而今年“六四”晚会时出席晚会的人除了坐满草坪,旁边的六个小型足球场也坐满。

“为什么警方开会时跟我们说草坪已经可以容纳三万多人,但我们看见整个维园都坐满人时,他的估算才三万多人?这个问题真的要问警方。”

“粗略估计数字”
香港警务处书面回应BBC中文查询时指出,警方点算集会人数的方法是在集会进行期间,派员于多个高点作出观察,以及点算某一时段在不同区域所聚集的人数,从而评估参与集会的人数。警方又说,评估集会人数只是一个“粗略估计数字”,用来调派资源,数字只用作内部参考之用,不会主动公开。

警方公布6月16日游行的参与人数时特别提到,当天只计算途经原定游行路线的人数。当天许多游行人士使用非原订路线前往游行终点,但警方没有提到,是否计算了这些参加游行的人。

BBC中文另外也向“民阵”查询计算游行人数的方法,“民阵”回应指他们派出三批义工团在天桥等高点观察,计算每横排的人数,最后相加。而针对6月16日的游行时,义工团按当时情况分工到非原定游行路线按人流速度、密度和在场纠察报告的即时情况,作出估算。

除了官方和游行主办方,香港大学多年来都透过民意研究计划,尝试提供一个客观的游行统计数字。计划在去年的“七一游行”透过人手在某一个高点进行点算,之后再以随机抽样电话调查方式核查,估计参加游行的人数在2.6万至3.1万人之间,而警方和游行主办方分别指有一万和五万人参加该次游行。

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指出,游行人数的统计近来越来越政治化,“一边越来越夸大,一边就越来越压缩,两边都已经脱离现实。

香港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副教授陈效能留意到,许多传媒在报道6月16日的游行时都偏向采用“民阵”公布的近“200万人游行”的数字。她接受BBC中文访问时指出,这个数字会被用来“达到某些目的”,例如如果一份报章希望强调一个立场,它就采用那个数字。

“不同的阵营或不同看法的人都可以根据这两个不同的数字,去说他们想说的事情。”

翻查报道,大部份报道6月16日香港游行的国际媒体都援引“民阵”所说的近“200万人游行”的数字,包括英国《卫报》、美国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等。BBC国际媒体观察部(BBC Monitoring)的分析也留意到,伊朗等地网民讨论香港的游行时,都使用这个数字。

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剑华指出,警方提供的数字只计算依照原本路线游行的人,但事实上附近的街道也有许多人在游行。

他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说,他留意到警方近年似乎会故意把参加游行或集会的人数压低,他认为游行主办方会因应这种情况故意高估游行人数,令公众对游行人数的印象不会被警方的数字拖下去。

钟剑华认为,各界可以没完没了地为具体的游行人数争吵,但这并没有意思,因为一个不争的地方是游行的确吸引了很多人参加,而最重要的反而是这些人的背景,例如是这次反对《逃犯条例》修订的游行。

“这次游行多了许多年青人参加,也有许多之前没有参加游行的年长人士。我觉得游行人士的组合更值得社会考究。”

Thursday, June 20, 2019

如何避免灾难 确保人类文明持续发展

作为犹太人,我父亲一家在20世纪30年代逃离纳粹德国,来到了美国。我的人生一直很顺利,我想我应该庆幸我一家能够逃脱大屠杀的灾难。然而,我也不禁想知道,如果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及“二战”从未发生过,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。那些死难者,他们会有活着的后代吗?他们会有跟我一样的生活吗?我会成为其中一些人的朋友或者邻居吗?我甚至还会出生为人吗?

当人们想到夺人性命的灾难时,几乎总是只想到它所带来的直接伤害。二战造成5000多万人死亡,一战1500万人死于非命,2010年的海地大地震令16万人丧生。但这些数字忽略了灾难的长期影响,那些失去了活命机会的人,以及我们的世界会因此而有怎样的不同。这些结果可能难以记录,但并没有因此而无足轻重

的确,如果我们后退一步,从地球漫长的历史视野来看,会发现某些灾难,即那些最大的灾难,属於世界生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。发生在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-古近纪灭绝事件灭绝了恐龙,为像我们这样的小型哺乳动物的进化腾出了空间。而早于此,发生在25亿年前的氧气大灾难(Oxygen Catastrophe)则摧毁了大部分的厌氧微生物,为我们这些呼吸氧气的生物奠定了基础。如果没有发生这些灾难,人类和其他许多现代物种恐怕根本不会存在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其他研究全球灾难性风险的研究者认为,避免这类事件发生应该是我们在21世纪的一个首要任务。

人类的活动已使得当代成为地球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代之一。如果考虑到对几千年后我们人类的影响,避免全球灾难就不仅仅是保护今天人们的生命,也是保护我们的未来、我们的潜力,以及数十亿的后代,他们的道路将可能被我们永远改变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人类今天对地球的影响就像25亿年前能释放氧气的生物快速生长从而导致氧气大灾难一样。氧气大灾难是因蓝菌兴起而造成的。蓝菌是地球上最早利用水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。这个过程将水分解成分子氢和氧。蓝菌大量地繁殖使得大气中出现丰富的氧气,令无法处理富氧生态的生命死亡。

同样,人类是第一个利用先进的科学、技术、农业和工业的生命体。但我们大规模如此行事已导致许多生命物种灭绝。如果我们不谨慎行事,迟早也会消灭人类自己。

人类造成的种种灾难性风险,目前已是广为人知,如核武器、全球变暖和其他的生态破坏、由生物技术制造的病原体引发的流行病、失控的人工智能,以及其他种种威胁等等。实际上,这并非一份清单,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风险网络。例如,全球暖化可能会破坏文明的稳定,使我们更加难以应对其他的灾难(稍后将详细讨论)。这些都增加了来自小行星和火山等自然灾害的持续风险,正是其中一些灾害在当年合力导致了恐龙的灭绝。

大多数灾难对于人类这个物种的最终影响是难以预计的。现在有76亿人分布在世界各地,已能适应各种地理气候环境。若大灾变发生,至少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会很大。但幸存者的生存状况会怎样,这是一个巨大的难解之谜。我跟同事最近在研究论文《人类文明的长期轨迹》(Long-Term Trajectories of Human Civilisation)中尝试解答这个谜题。

我们论文的主旨是研究人类文明(及其直系后代)在未来数百万年、数十亿年甚至数万亿年后的样子。虽然无法在如此长的时间尺度上预测人类文明的确切形式(哪怕更短的时间尺度也不行),但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。

如果人类能够成功地避免灾难,或者我们能够从灾难中恢复过来,那么我们有可能迎来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,一个通过变革性技术、向外太空扩张而丰富起来的未来。但如果我们失败了,那么伤害可能就是永久性的。导致人类灭绝的灾难,当然会永久地终结我们人类的文明。然而,即使有人能够存活下来,人类作为一个整体,恐怕也永远无法恢复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先进文明。农业和工业是特别重要的具恢复能力的文明形态,如下图所示。

为了更好地理解一场灾难将如何塑造人类的未来,让我们来设想一个例子:一场全面的核战争,将波及世界上所有的拥核国家——中国、法国、印度、以色列、朝鲜、巴基斯坦、俄罗斯、英国和美国。不过只有最广泛的战争才能将所有这些国家拖入战争中。较可能出现的情况是,战争仅在俄罗斯和美国两国之间爆发,这两个国家拥有全球90%以上的核武库。但是为了便于讨论,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最坏情况下的核战争。

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,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大概也不会立即遭到破坏。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,在这两个大陆,许多国家往往既不是拥核国的亲密盟友,也不是它们的敌人。这些国家的居民可能在最初的核攻击中得以幸存,生活在核攻击目标国家但远离遭到攻击的城市和军事据点的人,可能也会幸免于难。

幸存者的世界将立即发生变化。除了社会和政治动荡之外,他们还将失去全球经济中的许多重要环节。许多全球供应链的设计,是为了在正常情况下维持高效运转,但却经受不起哪怕是很小的破坏,更何况核战导致的破坏根本不可能小。在数周甚至数天之内,全世界各地都有可能面临消费品短缺、关键工业基础设施替换部件短缺以及其他基本层面的问题。

很快,核战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开始显现。核爆非常强大,可以将燃烧城市的灰尘和灰烬一直送入平流层,这是大气的第二层,位于极地上方7公里(4英里)、赤道上方20公里(12英里)之高处。平流层在云层之上,因此升到平流层的灰烬不会被雨水带走。相反,会在几个月内传播到世界各地,并在高处停留数年时间。灰烬积留在平流层会阻挡阳光,降低地表温度,还会减少降水,所有这些对农业来说都是坏消息。 (了解更多,请读《如何为核战争的影响做好准备》一文)。

Wednesday, June 12, 2019

台湾大选: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支持者是谁

韩国瑜从去年当选高雄市长后,在台湾的人气直线上升,6月1日“庶民韩粉后援会”在台北举办的造势活动更吸引上万人参加。为何这名原本被台湾政坛遗忘的政治人物,在几个月内快速窜起,且成为目前支持度最高的总统参选人,他背后的死忠“韩粉”(韩国瑜的支持者)又是谁?

过去对参选总统暧昧不明的韩国瑜,在6月5日明确表态参选国民党内初选,并表示会配合初选作业,甚至连党内规定新台币500万(110万人民币)的作业费,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至于国民党内另一名总统参选人王金平,则在6月6日突然宣布不参加党内的总统初选。

“韩粉”是谁?
6月1日,上万名韩粉挤满台北街头,高雄市长韩国瑜在舞台上指出,民进党三年来执政太差,并宣布2020将承担任何重要的职务。他高喊:“不惜为中华民国粉身碎骨。”

台下支持者中,有不少人是专程从海外回台湾参加“庶民韩粉后援会”活动。香港台商张佐民就是其中之一,他向BBC中文表示,担心参加人数不够多,所以才买机票回台湾参与。

韩国瑜参选高雄市长时,张佐民是韩粉之一,当时倾全力支持韩国瑜。如今却改口说,国民党推派谁参选总统,他就支持谁。他说:“这个人不一定要是韩国瑜。”并澄清说,“我不算是钢铁韩粉”。

张佐民说,他盼望看到台湾改变,因为台湾正在倒退,像是年轻人低薪和经济问题都得解决。他并强调,不能只顾政治,不顾经济。

张佐民这番话道出韩国瑜的论述。韩国瑜曾说:“政治零分、经济一百分。”完全道出他的心声。学者分析,韩国瑜懂得使用庶民语言,走平民路线,营造出与民众站在同一阵线的形象,让他在台湾成功获得人气。

德国杜宾根大学欧洲当代台湾研究中心短期访问学者关仲然向BBC中文分析,台湾社会弥漫一种“想要改变”的氛围,而韩国瑜以亲民形象成功销售“改变的可能”。他说:“韩粉支持韩国瑜不是为了政策,而是希望现在的社会氛围能改变。”

关仲然举例,过去台湾重北轻南,但因为韩国瑜,大家对高雄的关注度提高,这的确是韩国瑜为高雄带来的改变。他解释,这也是高雄市民当初的期待,而现在很多来自各地的韩粉的期待也一样,都是希望看到改变。

综合台湾媒体观察,6月1日造势现场中最核心的参加民众以中老年男性为主,一半是劳工阶层,另一半则是眷村外省族群和“军公教”(军人、公务员、教师)。关仲然分析,“韩粉”还是以国民党支持者为主,深蓝和浅蓝都有,其中包括大批保守派、不满民进党年金改革的军公教和中老年人。

支持者称韩国瑜为“庶民总统”,担任韩国瑜的核心幕僚张五岳观察,韩国瑜说话直白、身段低,让人感觉真诚,因此吸引了很多社会底层的民众。

知识分子的支持
不过,这并不代表韩粉中没有高知识分子,一名不愿具名的台湾国立大学任教超过20年的女教授,6月1日也参与造势活动。她透过电话向BBC中文表示:“学术界有超过50人到现场支持韩国瑜。”这打破外界认为韩粉都是学历低或社会底层的印象。

她透露,在学界支持蓝营的教育工作者,有六成都是支持韩国瑜,并指出蔡英文执政三年,人才流失问题严重,对民进党失望。她说,我们理性分析韩国瑜,认为他非常适合担任领导人。

她向BBC中文说:“韩国瑜会把责任、压力扛在身上,不会因为下属说话或做事不周延就轻易换将。”对韩国瑜的支持表露无遗,她强调,从各个面向可以看出韩国瑜是个应变力很好的领导者,若外界批判合理,他愿意去听,但若批判不合理,反击力很有强,这跟传统彬彬有理、知书达礼的政治人物很不同。

岭南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张泊汇也说,韩国瑜并非出身传统的政治菁英,他走的是平民路线,目前两党都没人有他那样极佳的沟通能力。他举例说:“过去民进党骂他土包子,他就说自己是土包子,吸引民众支持。”

此外,蔡英文执政不利,经济政策、退休制度及两岸关系处理不好,也使得更多人选择国民党。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高敬文分析,韩国瑜是国民党的新面孔,过去国民党势力低落,对于支持者而言,会是一个新希望。“大家看腻国民党内的政治人物,会觉得韩国瑜是唯一能为国民党带来希望的人。”

不过他也提出,韩国瑜能吸引大批韩粉的另一原因是媒体的高度关注。他直言:“韩国瑜是台湾媒体创造出来的。”从电视政论,到新闻报导篇幅都能看到大量与韩国瑜有关的新闻。

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在6月5日公布一项针对去年地方选举电视新闻报导的观察统计结果,发现被报导最多的候选人是高雄市长韩国瑜。其中,中视、中天对韩国瑜的报导则数和秒数皆超过五成,有偏高现象。

高敬文说,韩国瑜的政策和政治立场很模糊。他认为,韩国瑜这类突然窜起的政治人物,支持度很容易突然快速下降,若接下来代表国民党参选,仍没有举体政见或无法履行政策,民众失望,就会立刻反应在支持度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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